卧底电子厂，被骗、欺压、交出身份证，谁能逃出流水线的绝望？

走出厂门的那一瞬，我回过头来看，低矮的厂房映照在橘红色的穹顶之下，硬生生把天空切成了红与白的两半。

这里一面生产着高端的电子机密零件，一面又因为复杂的代理关系和四处可见的劳工骗局而臭名昭著。

因为一些机缘巧合的原因，我需要对“普工”这一群体进行深入的调研，走访、调查之下，还是无法窥知这个复杂群体的全貌，我决定和几个小伙伴一起，隐藏身份，卧底进入一座万人大厂，用彻底融入的方式，去了解他们。

所谓“普工”，便是最普通的工人，他们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机械的工作，做着最基础的体力劳动，每个人只负责其中一个环节，例如拧螺丝、扣上排线等等。但他们手中重复的简单劳动，经过长长的流水线，最终会组装成为你手中的、华为手机、等高度精密的电子设备。

对于产品经理来说，要深入理解业务，更需要大量的第一手感受。

躬身入局。

在这件事上，危机不在于“躬身”，而在于——“局”。

我没有想到，这个决定，让我经历了无比难忘的七天，尽管已经做足了预期，但事态的发展，依然超出了想象。

富士康们的高光

9月2日，我抵达苏州，烟雨迷蒙的江南已不那么酷热，小桥流水掩映着青瓦白墙，充满了温婉的气息，让人很难想到，这里是全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将近五分之一的世界500强企业都在此设厂，工厂数量超越深圳，无数满身风尘的务工者，从四川、从河南、从甘肃，从全中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转身投向高墙和金属探测门围起的工厂，任凭江南风光多么荡漾，都与他们无关。

作为一座工业城市，富士康、立讯精密、仁宝、华硕、比亚迪电子等耳熟能详的电子代工企业，都能在苏州找到他们的身影。随着苹果、小米、华为等硬件厂商的飞速发展，为他们提供代工的电子厂自然也相应地水涨船高。

中国电子产业的黄金二十年，孕育了这些规模庞大的电子工厂，富士康在顶峰时的员工，达到120万人， 是欧洲国家冰岛总人口数量的3.5倍。巨大的用工量，使得每一座工厂的坐落地，都仿佛一座小型城市，生活娱乐设施一应俱全。而富士康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各类代工厂：近年飞速崛起的立讯精密和立讯刚刚收购的纬创电子，华硕电脑孵化的立硕、名硕、昌硕，仁宝集团和旗下的联宝，数不胜数。

如此规模庞大的巨舰，对于制造业行业和区域经济来说，更是以点带面的绝佳触点。每一座大型电子工厂，向上承接信息高科技公司，向下又拖动着更多的小型供应商和分包商，再加上工厂周边配套的基础生活设施，形成集群，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

在前不久公布的2020年半年报中显示，富士康工业富联在上半年实现收入1766.5亿元；立讯精密实现营业收入364.52亿元，同比增长70.01%。如此诱人的利润背后，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体系下，无数工人在车间流水线上的辛勤付出。

我亲历其中，从寻找劳务中介，到被收走身份证，再到被中介层层转手，抵达工厂之后更是直接接触了各式各样的劳动者，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这个魔幻世界的重重叠影。这是网络上光看数据和研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感知到的亲身体验。

一面是电子企业争流而上的高光时刻，另一面是基层劳动者在骗局与恶劣环境中反复沉沦。

有人成功入厂，有人险象环生

当我们在讨论电子厂时，总习惯把工厂当成一个整体去讨论，但工厂产能如何、股价如何高涨、最新的有几条产线，工厂的工人们都毫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只有这个月的几千块钱血汗钱能否顺利领到。

进厂打工，最危险的，其实不是入厂之后，而是在入厂前。

普工要想进工厂，一般来说，都必须要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进入工厂。由于工厂用工量巨大，直接和工厂对接的劳务派遣公司无法完成需求的吞吐，就会把普工需求再分包给自己下面的劳务中介，称为二手，有时候二手依然不能满足需要，又会再分包给三手和个体黄牛。

由于层层分包，就形成了多个个体黄牛把零散的求职者汇集起来送到三手，二手再把自己下面多个三手送来的人汇总送到一手（即有资格和工厂直接对接的劳务派遣公司）。一家工厂有多个合作的一手，各有各的向下分支，这些分支有的相互独立，有的互相送人，因此，也就衍生出盘根错节的外包网络。

这个网络，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乱”。网络关系就如此混乱，那在利益驱使下，这个行业会有多少暗坑，也就不难理解了。

无论是一手二手还是三手，他们对求职者的口径，全部都是“工厂直招”。对于求职者来说，找到一手直接入厂，还是被三手和黄牛层层转卖，很大程度上全凭运气。

如果只是层层外包，这个行业还没有那么乱，导致求职者经常受骗的，还有一个“返费”的概念。所谓“返费”，就是劳务中介为了更好的招人，把工厂给到的入职奖励，承诺做工一定时间后，分一部分给求职者。返费金额根据供需关系按天调整，从几百到几千不等，用工高峰期能上浮到一万五左右，返费金额由工厂制定。

由于各家工厂的小时时薪都差不多，因此返费金额的多少成为不同职介招揽求职者的卖点。为了招揽求职者，一些中介会采用虚报返费的方式，诱骗劳工入厂。返费的存在也是很多职介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这其中的猫腻，自然是相当丰富。

入厂这个阶段，我就几经波折。

在到达苏州之前，我们就在网络上联系好了一家自称是“苏州立讯工厂直招”的中介，我们的目标是苏州立讯精密工厂，和中介沟通后中介也承诺送立讯。但这一切从进入中介发给我们面试地点开始，就发生了改变。

中介通过微信发给我们一个定位，我们自行前往，是市区一个很荒僻的地方，一簇低矮的民房中间，夹着几栋老楼，中介的面试点就在老楼里面。

办公室的走廊里堆满了行李，一位微胖的大姐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房间就离开了，留下了几张报名信息表，让我们填写完成。对于普工这个职业来说，基本上没有任何要求，年龄符合、身体健康，就能入厂。

为了更加真实，我把学历写成了中专，是一名中专肄业就出来打工的社会小青年。过了一会儿，大姐过来收走填写好的报名表，随即口风一变：“苏州立讯已经不招人了，你们看要不换成昆山纬创，纬创是立讯收购的子公司，和立讯一样。”

其实这是劳务中介调配人力的常用伎俩之一。一家劳务中介可能对接多家工厂，先用好招人、名气大、环境好的工厂吸引求职者前来面试，然后再以“招满”或者其他理由，用话术引导求职者去其他工厂。对于很多普工求职者来说，对于工厂品牌的感知并没有特别强烈，而且可能当天下了火车就没有住处，一般情况下都会同意换厂，中介成功把人力分配至招工量更大或者招工报酬更高的工厂。

在我们表示了“只想去立讯”的态度之后，中介变换了口径，说苏州立讯不招人了，但浙江嘉善立讯还在招人，可以免费把我们送过去，也就40分钟车程，很近。我用地图软件查了一下，显示驾车需要1小时50分钟，中介嘿嘿一笑，“这也差不了多少嘛”。

对于跨城周转这件事情来说，从苏州到浙江嘉善，其实不算远。在苏州遇到的一对母女，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中介直接用大巴从西安拉到了苏州。尽管母女俩非常愤慨，但还是无奈先在苏州进了厂成都富士康电子厂门口地推，因为她们没有再回去的路费。

我们也想体验一下被跨城市运转的过程，就同意了嘉善立讯的方案。中介大姐就收走了身份证，然后让我们在一个大厅里等着。从身份证被收走的那一刻起，我就非常慌了，每隔十分钟，就要给朋友发一条微信报个平安。对于当代人来说，身份证不在自己手里，是毫无安全感的。

大厅里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再是那个胖大姐，而是几个精瘦的年轻男子，紧身裤豆豆鞋，纹着大花臂，颇有“江湖”气息。

大厅里的十几排座位，稀稀拉拉坐着三四十个求职者，相熟或者同来的凑成一堆，最前面有一台电视，播放着成龙的电影《十二生肖》。工作人员大声斥责着相互交流的人们：“不准讲话，安静”，对于依然小声交谈的人们，就走过前去恶狠狠地瞪一眼：“想不想干了，不想干就出去！”

等到快中午的时候，大厅也差不多坐满了人。一名工作人员开始强调需要准备身份证复印件和一寸照片，没有的可以在他们这里打印。我准备了身份证复印件，但没有准备照片，工作人员让我靠着墙，拿手机随便一拍，照片收费20元。

一番准备下来，我本以为可以顺利入场，但问题出现了。工作人员一一检查求职者的苏康码（即苏州健康码）和手机通信行程轨迹，我因为从北京前往苏州，行程轨迹就显示我曾途经北京市。工作人员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北京属于疫情区，进不了厂。我问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工作人员很痛快地把身份证还给我，摇摇头：“不行，绝对不行。”

尽管北京疫情早已过去，但对于工厂这种大型聚集地来说，只要出现一个疑似病例，造成的损失可能就是非常大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湖北、北京、辽宁大连等地的务工者，就被工厂和中介们排离在外。

后来，开始接待的微胖大姐微信上联系我们，说要是真想去立讯的话，行程轨迹他们“有办法”，但是要花钱找人“弄”一下。我们又通过网络联系了几家其他中介，有的明确北京不要，有的则信誓旦旦地说没问题。

我们决定到线下的劳务中介门店试试。在长三角、珠三角和川渝等工厂聚集的地区，劳务的线下门店就跟北京的链家门店一样多，几乎遍地开花。有些装饰精美店面宽大，有些则是简陋小店，门前用纸板写着大大的“高返费”“工厂直招”“妹子多”等招牌。

我们找到的这家线下门店算是长三角地区比较出名的劳务公司。店里有很多劳工坐在椅子上休息，不时有一些求职者进来，店员就热情地把他们留下来讲解，这家工厂都是坐班，那家工厂不用穿防尘服，这家工厂返费高，那家工厂女孩子多。

耐克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从上衣到鞋子，一身白色耐克，留着长头发，时不时用手指梳起挡住眼睛的碎发，举手投足溢出慵懒和散漫的气息。他来到店里时，我的目光一下子就被吸引过去了。“今天都有哪些厂返费高？”店员小妹拿起一张海报，推荐了华硕，“太累了，不去，刚从那里出来。”又推荐了纬创，“要穿防尘服，不想去，麻烦。”就这样一连好几家工厂都不满意，不是嫌累就是嫌工资低，最后索性扬长而去。

我想到了“三和大神”，一群“开工一天，赚百来块钱，玩三天，钱花完了再干活”的年轻人。

最终我们通过这家门店找了昆山仁宝的普工工作，第二天一早，门店集合。集合接待的工作人员，摆出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收了身份证之后，就不再理人，和前一天热情推荐的店员小妹，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群人坐上大巴，被拉到了昆山（苏州县级市）一处大型劳务集散中心。

这个集散中心占地得有三四百平米，大量的务工者拖着行李待在这里，或打游戏或刷快手，等待分配。中午时分，有人拿着厚厚的一摞身份证叫名字，叫到名字的跟他走。我们二三十号人就跟着他，上了一辆破旧的依维柯面包车。

车子很破，内饰基本上已经被磨掉了，一些音响和空调的电线裸露在外。由于车子后备箱空间不足，务工者的行李只能高高的堆在过道上。有两名工友坐在过道附近，被像唤狗一样：“你，滚到后面去。”工友没有表达出任何不满，也许早已对此习以为常，默默走到车最后排的座位坐下。

根据工作人员衣服上的LOGO，我们得知，接我们的人，已经不是之前送我们到集散中心的中介了，我们被转交给了又一家新的中介。

进入工厂，和工厂中抽离灵魂的斑驳生活

同很多打工者相比，我们还算是幸运的，虽然入厂过程被几经倒手，但至少还是顺利到达工厂。

在工厂门口，一个红衣胖男子把我们聚集起来，我们的身份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到了他的手上，这个人就是我们入厂过程中，最高级别的中介，直接对接着工厂，也就是所谓的“一手”。他开始点名的时候，原本嘈杂的人群一瞬间安静下来。“有没有不满18周岁的？”红衣男子举起手里的一沓身份证，大声问道。

两个小男孩从人群中走出来，03年的，还小的很。我本以为中介会劝他们回去，但后面的对话出乎我的意料。“你们没满18岁，只能签小时工，不能签长期工，工价和长期工一样，但和厂里面的人说得时候，就说自己是小时工。”

安顿好两个小孩儿之后，红衣胖男子给我们剩下的人发了一份合同，让我们签了之后，再进工厂面试，一群人就趴在墙上填合同。合同的用人甲方不是工厂，是红衣男子所在的这家劳务派遣公司。

一切妥当后，中介带我们排队进入工厂的招募中心，从这个节点开始，同我们接触的，就是仁宝工厂的工作人员了。

扫描人脸信息，填写个人信息资料表，笔试，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和照片等材料，面试。

笔试是一些非常基础的计算题和手写26个英文字母，基本上识字就能答出来，但我看到依然有很多人抓耳挠腮写不出来。旁边是一对三十岁左右的男女，在100多人的培训教室里依然旁若无人的搂抱在一起，看我写完了，问我能不能抄一下，我说我也不会，瞎写的，你们想抄就拿去抄。

之后是面试，站在面试官前背出26个英文字母就算通过。不会背也没关系，有的面试官会直接提醒，有的直接拿出中介为他们准备好的谐音表。

尽管我们这一批有一些00年之后的年轻人，但大部分人在30岁左右。看得出来，工厂的面试官对这些人并不是特别满意，整个过程中伴随着严厉的斥责和辱骂。

有数据显示，今年外卖行业新增的200万骑手中，有近三成来自制造业工人，有一大半是二十岁至三十岁的年轻人。青年劳动力正越来越远离工厂，进入城市当中从事外卖和快递行业。

面试结束，工作人员再次把多个面试教室的打工者汇总到一个大会议室里，这次看过去，乌泱泱一片，足足有四百多号人，这只是一家工厂一天的招聘量。之后便是无休止的等待，下午两点完成面试，直到晚上五点多，才有工作人员过来分配了宿舍。

一整天下来，所有人都饿着肚子，从早晨被送上车，到晚上分配宿舍，中介没有安排一丁点的吃饭时间，许多打工者已经没有力气说话，趴在桌子上昏昏欲睡，或者无聊地刷着抖音和快手。

这里倒是有一个意外收获，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快手是下沉市场的王者，但观察下来，抖音这些年也基本大规模渗透进了这个群体。

这天晚上，我走在工厂生活区内，江南的微风轻拂，路灯的光照尽头有着一对对依偎的情侣，主干道上偶尔掠过夜跑的工友，紧邻生活区的小吃街人声鼎沸。恍惚间我一度以为重返了大学校园——这里除了没有人学习，几乎和大学校园的晚上一模一样。

我怀念起大学的浪漫和快乐，给导师打了一个电话，没有提我的卧底行为，只是向导师致以问候。挂掉电话后，我望着夜班上工的人群，看向河对岸的厂房，耳边时而飘过男男女女的嬉笑，任由自己沉没在这魔幻与现实的割裂之中。

流水线上最折磨的，其实是绝望

昆山仁宝一共有四个分厂，我被分配在其中一个，从宿舍到工厂，走路要50分钟。

分宿舍，分工厂，分产线，分工岗，在这些所有的环节中，劳动者都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只能无条件服从调配，如果不愿意干，那就自己离开。而在工厂的培训当中，几乎任何一个错误，惩罚都是“解除劳动合同”。

工厂基本上是每周上6天班，每天分白班和夜班，都是8点到8点，12个小时。虽然各项规章制度规定加班自由，但很大程度上，加班是强制的。

我被分配至某电子设备的组装线（由于保密需要不能透露该设备名称），负责撕掉塑料膜和安装电池。工作很重复，就是撕膜，扣上电池，压好排线，然后一直重复。一个很轻松，两个也不累，但这一天下来，我的工作任务是安装3500块电池，而且中间不能停，一旦我的动作慢一点，面前的流水线就会马上积压一大堆设备。

流水线只是机器，它不等人。机器的发明是为了解放人类双手，但流水线上的工人，必须无条件配合机器，成为机器的奴隶。

干了一天，手指因为带着手指套被捂得发白水肿，以至于都无法指纹解锁手机，指甲缝也因为抠塑料膜撕裂出血，12小时一个姿势，腰酸背痛。

（手指套上的黑色，不是脏东西，而是电子金属氧化物，先是白色，逐渐变灰，最后变黑）

入厂的那一天，正好发生了火遍全网的昆山世硕工厂扔工牌事件，几名主管给工人发工牌时，把工牌扔在地上，让工人弯腰去捡。这件事情在昆山当地工人之间，引发了巨大的情绪。跟我同宿舍的一名正式工，左臂纹了一个巨大的日本鬼怪，对这个事情表达了极度的愤慨，大声斥责说“这根本就不把人当人！不把人当人的工厂，给多少钱都不能去！”继而又开始讲什么法国工人大革命之类的话题，问我“你知道法国工人革命不？”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让他给我讲讲，他没搭理我，又一次表达了愤怒。

我问他：“如果现在昆山世硕一小时30块，你去不去？”他更加激动：“不把人当人，多少钱都不去！”

同样的问题，我第二天又问了流水线上一起上工的老张，却得到了不一样的答复，老张讪笑道：“当然去啊，当年富士康13连跳，现在不也人人想去？都是养家糊口，有钱干嘛不挣。”

不同的答案，两面的人生。

有人只寻人间快活成都富士康电子厂门口地推，快意人生；有人身负妻儿老小，担当前行，却也多了束缚和镣铐。

流水线上，坐在我的位置上望过去，一直传送过来的电子半成品密密麻麻，我不知道这条流水线的尽头在哪儿，或者，它根本没有尽头。

即使我已筋疲力竭，我也不能停歇，如此日复一日，拼接了重复的人生。流水线上，身体的劳累不足以摧垮坚强的人类，精神的绝望，才是让人崩塌的痛击。

结束

拖着行李箱离开工厂生活区宿舍的那一个晚上，我在对面的租房区遇到了一个小孩儿，坐在路灯下推着他的小玩具车。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抱起儿子：“马上就开学了，明天回奶奶家，要好好读书哦”，“爸爸发了工资，就给你买好吃的！”

我很触动，因为当年，我的父亲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即使身在厂房，有理想之处，便有微光。

科技发展至今，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这些最高新的科技，极大地便利着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整个世界。但这些高新科技在我们看不见的背后，却是由无数最基础的劳动力在支撑。

每一台，每一个路由器，我们所依赖着的每一部电子设备，都是经由一双双真实的手，一个一个地手动拧上螺丝，扣上背板。

还有先进的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是大量廉价劳动力从海量数据中，一张一张地做图像标注，成为机器学习的原材料；海量的内容资讯，是大量的审核人员，挣着几千块钱工资黑白两班倒，用肉眼甄别着色情、暴力和违规。

这些最基层的劳动者，值得去尊重。他们也应当享受到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便利，至少，也让他们少受一次骗，少上一回当。

文/亨哼（95后互联网产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