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海街道办VS白宫，贸易战阴影下的制造业转型路

01

1983 年，第一座生产苹果个人电脑的工厂在加利福尼亚落成，面对前来参观的记者，乔布斯骄傲地说，“这是一台美国制造的机器。”

28年后，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硅谷邀请众多科技高管共赴晚宴，宴会上，奥巴马问乔布斯，“需要做什么，才能让回美国生产？”乔布斯毫不犹豫的回答：“那些工作不会回来了。”

2016年12月，特朗普在纽约约了包括亚马逊贝佐斯、特斯拉马斯克以及苹果CEO蒂姆·库克在内的一众工商业大佬开会，与会的主题有很多，但最令媒体和公众关注的则是：如何使就业回归美国？

这个问题在2017年初的大洋彼岸被一些外媒记者抛给了工信部的苗部长，苗部长气定神闲的对那位外国记者讲，“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很多事情不是特朗普总统一厢情愿就能做到的。”

事实也恰恰印证了苗部长的这句话，2019年初，曾经身为特朗普制造业委员会成员的“钢铁侠”马斯克在一场外事活动中表达了对中国的喜爱，那时特斯拉已经开始在上海建厂，他希望将特斯拉的中国工厂打造成全球的范例。

据说，当时总理也在场，并且大方地对马斯克表示：愿意对特斯拉发放“绿卡”，并提供在中国一切能给予的支持和便利。

“钢铁侠”马斯克很快便退出了特朗普的制造业委员会群聊，而到今天，以“上海速度”建成的特斯拉上海工厂也已进入了试生产阶段。

很多故事的结局已开始渐渐清晰。

曾经让乔布斯引以为豪的生产线在1992年全部关闭，戴尔、康柏、惠普等科技公司为了降低成本，陆续将生产线迁往中国。苹果也被迫接受外包，乔布斯的美国制造梦宣告破碎。

2018年底，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命令美国企业“离开中国”。不少在中国深耕多年的外企迫于特朗普的压力决定离开，逃离中美贸易战的漩涡中心。他们将目光放到以越南、印尼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希望借助他们相当于中国大陆80年代的低廉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来帮助这些外企走出贸易战风波的困扰。

但是一些美国企业郁闷的发现，那些低工资低技术含量的诸如玩具和服装制造的行业可以迁过去，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就不行了，东南亚国家根本不具备中国那样强大而高效的生产能力。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中国建成了诸多以小型工厂构成的庞大生产网络，为大型工业企业提供必要的零部件，还拥有人数达到数亿的熟练工人，有快速的铁路和四通八达的公路，以及非常高效的港口，能够将产品迅速送到世界各地，中国已经是事实上的世界制造中心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替代。

30年间，走出内陆小城的年轻人浩浩荡荡，高校毕业的才俊如过江之鲫，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有覆盖每个制造环节的劳动人口、遍及全境的交通网络和巨大的消费市场。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

这其中，深圳的富士康是中国制造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它领导着90万的富士康员工，如果它是一个军队，那么它就是世界上第六大军事强国。它充满了争议，也是中国制造三十年来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02

2010年5月26日晚11点，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大润发商场前，一名男子从大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发之后，这名男子的身份很快便被确定，他是富士康居住在C2宿舍楼的职工，这已是富士康自年初以来的第12起职工跳楼自杀事件。

此时，距离下午在深圳举办的《第三届海峡两岸心理暨社会学专家团调研座谈会》刚刚结束不久，时值60大寿的郭台铭从台湾匆匆赶来，在会议现场他面对媒体三鞠躬道歉，“最近这段时间，最怕在深夜及早上打开新闻成都富士康电子厂门口地推，又看到有职工坠楼的消息。”

富士康上次吸引舆论的目光还是在2007年，那一年以《华盛顿日报》为首的几家媒体来到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厂区。记者们一进到厂区，网吧、餐馆、银行和各色各样的店铺像深圳任何一个闹市区一样展现在他们眼前。每家店铺的显眼位置都放着一台巨大的电视24小时不间断播放富士康的集团新闻、厂区安全生产节目以及颇具特色的富士康员工健身操。

记者们走在街上，脚下的路印着富士康的logo，隔三岔五出现的井盖，也印着富士康的标志。记者们回去之后将这里称作“郭台铭的紫禁城”。

郭台铭在面对媒体“三鞠躬”之后的第二天，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富士康这座紫禁城。这里有邮局、有银行、有学校、有医院，有占地1.25万平方米的厨房，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

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一年之前，“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当年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但当自杀新闻盖过世博会的风头时，人们才发现厂房背后尽是被机器捆绑的痛楚与疮痍，若非媒体大张旗鼓的讨伐，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郭台铭是何人，富士康为何物。

富士康这个名字诞生在1985年，创业的第十年，郭台铭决定用一个英文品牌把公司推向世界。FOX代表模具（），CONN代表连接器（），这是他起家的两个宝贝。后来，他又给刚刚进入富士康的大学生写了幅对联：富士则康，聚财乃壮。

1992年的3月，郭台铭的富士康工厂在深圳黄田开工建设。当天，他带领员工，按台湾本地风俗，在黄土上摆桌焚香。一年后，龙华齐人高的杂草堆旁，郭台铭望着眼前的荒地对身旁的人感叹，“龙在中华，这个名字太好了，这里就是中华龙首！”。郭台铭对深圳地方政府说，“只要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

话音消散之后，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那些勤劳、踏实、努力的劳动力便如鱼贯长虹般来到富士康的工厂，看着楼下那些便宜的劳动力，不知当年老郭是否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感叹，“天下劳力尽入吾彀矣。”

不到五年时间，龙华就筑起了城中城。成片厂房中一层生产连接器，一层生产主机板，一层生产机壳，还有一层组装，一台台电脑从流水线上下来，根本不需要仓库，直接拉到码头运走。在园区走一圈，IBM的高管也忍不住感慨，“深圳到香港的高速堵车，全球PC市场都要缺货。”

富士康的工厂建好了，而富士康的销售也如同四散的蒲公英一样，蹲守在世界各地的企业门口。他们往往说着一样的话术，“你自己做，不如我做便宜。你让别人做，也不如我做便宜。”就这样，郭台铭从LG嘴里抢来了苹果的订单，并把思科和IBM的订单也收入囊中。

2001年，富士康拿到了英特尔P3和P4主机板的订单，闲不住的台湾媒体给郭台铭扣上了“民营制造业老大”和“台湾科技首富”的帽子，把郭台铭吓得不轻。他辩解说，“我告诉各位，广达是我大哥，广达绝对是老大。仁宝是老二，华硕和明基排老三老四，我怎么也是五名开外。”

故作谦虚背后是藏不住的眉飞色舞，当下属从美国来电，汇报富士康获得英特尔的生产许可时，郭台铭激动地说，“这是富士康的重要里程碑！”从连接器、模具，到机壳、主机板，依靠在大陆的广泛布局，富士康已经吞下了整个电脑制造的链条，与芯片霸主英特尔深深绑定在了一起。

一边是富士康逐渐壮大的业务，一边大陆各地方政府也坐不住了。

台商郭台铭的老家是山西，他在回乡祭祖时面对记者讲，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晋商。1999年，台湾晋商郭台铭回晋城老家祭祖，顺手放下了一座模具工厂。十年之后二度祭祖，模具工厂已经变成了1058亩的富士康工业园，风头直逼龙华大本营。

山西有了富士康，山东坐不住了。据说烟台政府为了勾起郭台铭的桑梓情怀，专门找到了其母初永珍当年住过的老房子，办好房产证送到深圳。郭台铭喜不自胜，3.3平方公里的烟台富士康科技园随即破土动工。

2005年，为了争取富士康到武汉投资，当地政府专门成立“富士康工作班”，耗时四个月完成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报告，分析武汉的优势与富士康发展相结合的前景。随后，工作班又耗资30万制作了一部专题片，带到深圳播放。看到片中“山水兆富、环境纳士、佛岭蕴康”的字幕，郭台铭忍不住称赞“唯楚有才！”

在郭台铭的规划里，深圳和广州生产台式机，上海和苏州生产便携数码产品，北京和天津搞无线通信，所有的组装环节富士康都能覆盖，别人做不出来的，富士康能做，别人能做的，富士康更快、更便宜。从索尼、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再到iPod和，消费电子产业已经离不开富士康了。

2009年5月27日到6月6日，上市前最关键的十天时间里，64万部手机在富士康紧急组装完成，差不多每分钟，就有45台走出生产线，全世界没有一家代工厂能做到这一点。

每月10号，是深圳龙华最热闹的日子，那是富士康发工资的日期，自动提款机排起长龙，网吧、彩票投注站和手机门店人头攒动，新上市的总能吸引最多的目光，每一个零件都由工人们亲手组装，再配上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价格。

中金公司曾经拆解计算过一部 X 的生产成本，大约为 417 美元。其中，属于组装的只有 4.2 美元——这笔微薄的代工费是众矢之的，却也是就业的保障、制造业的基石、广大内陆青年为数不多的出路、甚至是自认为体面的工作。

时任富士康新闻负责人刘坤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说，“中国制造是一分钱一分钱的赚，希望大家对富士康和中国制造，至少能有些许敬畏之心。”

郭台铭也在反思。据说工人12连跳之后，他在深圳工厂冥思苦想90天，得出两个结论：富士康还要继续内迁，去人口更多、工资更低的地方；但迟早有一天，百万大军必须换成百万机器人，他们不拿工资、不用吃饭、更不会跳楼。但这一天什么时候才来，他也不知道。

他不是没想过把工厂开到东南亚，但那里既没有稳定的政局，也没有遍及全国的机场、港口和铁路，更没有心甘情愿24小时三班倒的工人——中国制造，无处可去。

2006年，《第一财经日报》写了一篇《富士康，机器罚你站12小时》，郭台铭勃然大怒，将记者和编辑告上法院，索赔3000万人民币。他不喜欢“代工厂”这个称呼，把公司改名成“富士康科技集团”，那年年底，郭台铭说，什么时候富士康真正有了科技，就把这两个字去掉。

他不遗余力的布道，希望公众能知道代工厂也有科技：单是电脑的连接器，富士康就有8000多个专利；在光通信领域，一个“梯度折射率透镜”的专利报告叠起来就有一米高。他上科技论坛演讲时说，“先进的生产力就是先进的制造技术，别人一分钟做五个，我一分钟做十个，就是我技术好，赚的就是技术的钱。”

只是在百万机器人大军建立之前，郭台铭还是离不开大陆的廉价劳动力。2017年国务院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郭台铭说大学生没有实干精神，不愿意进工厂、上流水线。演讲结束，他询问在场的工信部部长苗玗，“苗部长，请问有什么政策可以让大学生下工厂？”

跟乔布斯回答奥巴马那些工作再也不会回到美国一样，中国的大学生也大概率也不会大规模再回到工厂去从事传统制造业了。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GDP为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为亿元，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增长8.3%。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而在两年前的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城镇常住人口也首次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

大家都不愿意去在流水线前做单调乏味的工作了，这是城市化进程与经济转型的双重结果，中国传统制造业大概率也会在不远的将来面临同美国制造一样的局面。

03

2019年初，网上有段子说，中美贸易战实际上是白宫与深圳粤海街道办的战争。随后，网友深扒粤海街道办辖区内的企业，发现在辖区内有83家上市公司，还有1100家等待上市，人均GDP为36.5万元。

富士康不再受深圳欢迎了，它要开始产业升级、走高端路线了。

1999年是马化腾与腾讯的转折之年，他刚刚费尽心力创建的腾讯出现了资金流的问题，他不得不四处借钱以维持公司日常基本的运转，当他向借给他钱的朋友提议，用腾讯的股票抵债的时候，有一位慷慨的朋友甚至说：

“你真的没钱了，不还也可以，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

另一位腾讯创始人曾李青建议马化腾找风投谈谈投资，然后他动用自己的关系搭上了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和李泽楷的盈科的线。

然而腾讯当时前途未卜，就连曾李青写商业计划书的时候对盈利模式也语焉不详，这让IDG和盈科都有些犹豫。曾李青只好对IDG说“盈科那边很积极”，对盈科说“IDG马上要签字了”，连哄带骗的，这才让IDG和盈科各投资220万美元，分别占20%的股份。鹅厂终于在弹尽粮绝之前续上了资金。

IDG资本和盈科投资腾讯是在2000年4月，那个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开始崩盘，互联网吹起的泡沫要破了。当时各大互联网公司的股票一片飘红，十分惨淡。那笔投资可以说救了腾讯和马化腾，否则他真可能撑不过下个月。

活下来的腾讯在2000年底就逆势反弹，QQ的用户规模突破一个亿。

2019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在这份意见中，对深圳有了全新的定位：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机遇，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这句话里有两个颇需玩味的地方，一是核心引擎，在意见中指出深圳需要增加核心引擎功能，换句话讲就是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中，深圳将成为毫无疑问的桥头堡。这是与以往推行紧紧围绕香港的“前店后厂”模式全然不同的全新定位。结合当下的形势，简单概括就是隔着一条深圳河，纵览两岸风云，这边风景独好。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在战略定位上，深圳的定位被细化为五大类：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而且为了实现这五大定位，在意见中还做出了具体的时间规划表：

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到本世纪中叶，深圳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这一既有高屋建瓴的定位，又有明确具体规划时间表的意见一出台就让不少深圳人内心兴奋了一把。此前，国家公布的9个国家级中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中并不包含深圳。此次通过最高规格文件的形式，直接明确了深圳的最终目标是“全球标杆城市”。对于深圳而言，相当于整个城市能级将直接超越其他三个一线城市，意义重大。

历史上盛唐的长安城是真正意义上中国唯一的一座世界性城市，古长安不仅有高大的城墙、雄伟的城门、宽阔的街道、整齐的坊市，还有壮美阔绰的宫殿皇苑、宗庙社稷以及众多的庵堂寺观，留学生的学堂和经贸合作人士的客栈等等。

当时长安城人口实际上已经突破百万，只是流动人口数量增加比重越来越大，所以它也是闻名世界的第一大城市。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说，“公元前2000年之前世界上最重要城市是伊拉克的乌尔，公元前1500年之前，也许是埃及的底比斯。公元前1000年，很难说哪个城市有绝对优势成都富士康电子厂门口地推，不过很多人会认为是黎巴嫩的西顿。公元前500年是波斯的波斯波利斯；公元一年是罗马。公元500年前后也许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是中国的开封；公元1500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是纽约；到了公元2500年，上述这些城市可能一个都不再能挨上边儿。”

有人曾讲，中国的几个一线城市中，北京是天下，上海是世界，广州是人间，深圳是未来。深圳是否可以成为下一个中国的世界性城市，代表中国未来国运的走向，让我们拭目以待。